一、

今天我们来聊李世民。

对于大唐来说，李世民实在太重要了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李世民在大唐创业初期挽救了大唐的命运，并且在玄武门政变之后，以一己之力拔高了大唐的国运天花板，避免了大唐沦为翻版的北宋。

不过万事皆有源头，我们今天的文章就以李渊的布局、李世民的军事能力、李渊和李世民的核心矛盾为主题，聊聊李世民是如何挽救大唐命运的，剩下的部分下篇文章再聊。

关于李渊这个人，我们现在因为李世民的光环，往往会忽略他的作用，其实在大唐创业初期，李渊才是那个最核心的人物。

早在616年底，隋炀帝杨广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，李渊由此成为晋中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，再加上李渊世袭的唐国公爵位，可以说李渊的地位比其他同僚都要高。

而刚得到任命的李渊，便开始组建自己的嫡系班子。

右勋卫长孙顺德、右勋侍刘弘基、左亲卫窦琮因为逃避征伐辽东，都跑路到太原避风头，原本过的战战兢兢，现在老同事李渊做了太原留守，感觉以后的日子有了指望，纷纷投奔到李渊麾下。

晋阳宫副监裴寂是李渊的老表，晋阳令刘文静是裴寂的朋友，通过这层关系，他们两人也紧密团结在李渊的周围。

此外行军司铠武士彟、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和弟弟唐俭，也想趁乱世取功名，纷纷押注李渊，劝他早日起兵夺天下，自己能捞个从龙功臣的地位。

而李世民“倾身下士、散财结客、咸得其欢心”，团结了一大批在野豪杰，以至于刘文静说李世民“豁达类汉高，神武同魏祖宗，年虽少，命世才也。”

发现了么，李渊和李世民的分工很明确。

李渊利用太原留守的身份招揽人物，李世民利用唐国公公子的身份结交豪杰，都是为了起兵坐江山做准备。父子两人的合作模式，和汉末袁隗团结朝堂官员、袁绍结交在野士人是一样的。

换句话说，李世民是李渊组建嫡系班子的工具人，李世民是李渊嫡系班子的重要成员。

在这个班子里，出钱出力的李世民是有股份的，而远在河东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没有参与组建班子，他们后来的身份应该是干部，而不是股东。

那李渊组建嫡系班子要干什么？

打天下坐江山呗。

往远了说，四百年汉室江山被曹家篡了，再过几十年江山改姓司马，随后南方有刘裕、萧道成、萧衍、陈霸先，北方有拓跋焘、高欢、宇文泰，最后才落入杨坚的手里。

往近了说，刘武周依附突厥雄踞晋北，林士弘起于豫章，陇西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拥兵三十万，翟让和李密纵横于河南，窦建德鹰扬于河北。

不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，四百年的乱世并没有结束，城头变幻大王旗、你方唱罢我登场，“皇帝”二字早已没有神性，兵强马壮者即可为之。

即便是论做皇帝的资格，隋国公杨忠不过是西魏大将军起家，唐国公李虎可是“八柱国”之一，和杨忠的上级独孤信平起平坐。

这万里锦绣江山，隋国公杨忠的后人坐得，唐国公李虎的后人就坐不得？

没有这样的道理。

所以在617年6月，李渊起兵反隋了。

李渊自称大将军，任命裴寂为长使、刘文静为司马、武士彟为铠曹、刘政会和张道源为户曹、殷开山为府掾、温大雅和温大有兄弟共掌机密、长孙顺德、刘弘基、王长谐、窦琮为统军。

同时召回河东的李建成和李元吉，任命李建成为陇西公、左领军大将军，李世民为敦煌公、右领军大将军，李元吉为姑臧公、太原留守。

总共三万兵马，沿着汾河南下，扑向空虚的长安。

这份名单，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李渊的创业思路，或者说李渊的布局——

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做为李渊的亲儿子，延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“亲王典兵”传统，独当一面，代表李渊执掌军队，或者镇抚地方。此前四百年，曹操重用诸曹和夏侯氏、司马炎分封诸王、慕容皝重用慕容恪和慕容垂、杨坚命四子镇守四方都是同样的思路。

而裴寂等外姓人物做为创业功臣，紧密团结在李渊的周围，帮助李渊处理中枢的军政事务。

这样一来，中枢的创业功臣和典兵的亲生儿子互相制衡，有事同做，有功同享，谁都不会尾大不掉，最终达到所有人唯李渊马首是瞻的效果。

即便是创业股东李世民，也只是打仗立功的机会多一些，实际地位并没有比李建成和李元吉高一级。

政治的精髓是制衡，李渊的布局其实还是那句老话，众建诸侯少其力。

在进军关中的路上，李世民一度杀的“两刀皆缺、流血满袖”，李渊则一路招降纳叛，把绛郡通守陈叔达、河东县户曹任环纳入麾下。

进入关中以后，李密部下王君廓、关中义军领袖何潘仁和李仲文归附李渊，李渊的堂弟李神通、长女李氏、女婿段纶带七八万大军与李渊会师，陈国公窦抗率灵武等数郡归附李渊。

这些人的到来，不仅壮大了李渊的军队和地盘，也扩充了李渊的嫡系班子。

618年5月，隋恭帝禅位，李渊登基建立大唐。

6月，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、裴寂为尚书省右仆射、刘文静为纳言、殷开山为吏部侍郎、陈叔达为黄门侍郎、萧瑀为内史令等等，其他功臣也各有任命。

同月，李渊封李建成为太子、李世民为秦王、李元吉为齐王，同时封李神通、李白驹等九人为郡王，共计十二位宗王。随即以秦王李世民为太尉、陕东道大行台，节制蒲州和河北的兵马，并且派永安王李孝基为陕州总管、庐江王李瑗为信州总管、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，节制河南的归附军队。

我不厌其烦的说李渊的人事任命，想表达的意思就是：

建立大唐以后，李渊延续了太原起兵时的布局，即宗王领兵征战或镇抚地方，外姓功臣要么居中枢处理军政事务，要么在宗王麾下效力。

立功以后，宗王和功臣互相制衡、宗王之间互相制衡、功臣和功臣互相制衡，李渊在太极宫垂拱而治，大唐便盛世可期。

而这些宗王和功臣，归根到底都是李渊的基本盘。

按照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传统，李渊的布局是非常合理的，以前四百年的成功经验，让李渊对这套政治路线抱有极大的信心。

但历史的进程怎会如你所愿。

重复了四百年的历史进程，走到群雄并起的隋末唐初时，突然来了一个九十度大转弯，彻底打破李渊的布局。

这是李渊万万没想到的。

二、

619年4月，晋北的刘武周联合突厥骑兵南下，合兵三万进攻太原。刘武周一路高歌猛进，唐军连战连败，等刘武周兵临城下时，镇守太原的李元吉骗司马刘德威说：

“你用老弱守城，我带精锐出城野战。”

结果李元吉出城以后，头也不回，直奔长安而去，随后刘武周派宋金刚攻晋州，败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、俘虏卫尉少卿刘政会。

这个时候，秦王李世民还不是大唐的救火队长，李渊也不准备专用一个人领兵作战。

于是李渊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，负责讨伐刘武周，收复山西。

但裴寂的军事能力太差劲，带兵赶到介休的时候，被宋金刚断绝水源，导致唐军全军覆没，裴寂狂奔一天一夜跑回晋州。

至此，整个山西地区沦陷，刘武周的兵锋直指长安。

而同时期，王世充以洛阳为根基，或招抚或攻取，在河南地区打开局面，史称“时河南之地尽入世充。”

窦建德也在河北攻城略地，并且攻破河南和河北交界处的黎阳，俘虏淮安王李神通、李世绩，和王世充的地盘连接起来。

对于定都长安的大唐来说，这样的局面意味着，国都长安时刻处于北、东北、西三路敌军的威胁之下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他们就打进关中，把李渊给灭了。

在地缘上，这是大忌。

对于李渊个人来说，镇守山西的李元吉、安抚山东的李神通、收复山西的裴寂都失败了，意味着宗王领兵的政治路线遇到挫折。

而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失败，意味着李渊在太原起兵时的布局，彻底崩盘。

和近代历史做类比的话，李渊的布局崩盘，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性质差不多。

拳击手在擂台搏斗的时候，遇到阶段性的失败，本能的会蜷缩身体保护关键部位。商人在遭遇挫折时，本能的会甩卖不良资产，收拢资金以图东山再起。

于是红军开启长征，布局崩盘的李渊准备放弃关东，他给群臣下了一道手诏：“贼势如此，难与争锋。宜弃大河以东，谨守关西而已。”

李渊觉得，在刘武周、窦建德、王世充的猛烈攻势下，黄河和函谷关以东的地方，都成了大唐的不良资产，他准备暂时放弃这些不良资产，把官员和部队召回关中，休养生息一段时间，再东出函谷关争天下。

这是秦国和汉高祖都用过的保守战略，李渊重新用一次，不丢人。

但秦王李世民不同意李渊的意见，便上表要求收复失地：

“太原，王业所基，国之根本。河东富实，京邑所资。若举而弃之，臣窃愤恨。愿假臣兵三万，必冀平殄武周，克复汾晋。”

一年前，秦王李世民在浅水原一战击破薛仁果，表现出极高的军事素质，和李元吉、李神通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现在李世民要求出兵收复失地，可能李渊觉得，万一能成功呢，不妨试试再说。

于是李渊“悉发关中兵以益世民”，并且亲自到华阴县的长春宫，给李世民践行。

“悉发关中兵”不是一种荣耀，而是赌上全部资本背水一战的悲壮，送儿子去和强大的敌人作战也不是父慈子孝，而是不知道能否再见面的生离死别。

这是李渊和李世民最有人情味的一幅画面，但这也是父子二人最后的温存。

李世民即将打响将自己送上巅峰的三大战役，随着李世民的羽翼丰满，他将召开大唐版的遵义会议，而李渊将失去唯命是从的儿子，迎来毕生最强大的政敌。

接下来，我们来见证秦王李世民的无上风采吧。

三、

《新唐书·太宗本纪》里描写李世民出师作战的语句，非常言简意赅：

“十一月，出龙门关，屯于柏壁。三年四月，击败宋金刚于柏壁，金刚走介州，太宗追之，一日夜驰二百里，宿于雀鼠谷之西原。军士皆饥，太宗不食者二日，行至浩州乃得食，而金刚将尉迟敬德、寻相等皆来降。刘武周惧，奔于突厥。七月，讨王世充，败之于北邙。四年二月，窦建德率兵十万以援世充，太宗败建德于虎牢，执之，世充乃降。六月，凯旋。”

我数了一下，满打满算131个字。

古代文人写史就这毛病，不写过程不画地图，只写结果，给人一种李世民直接A过去就打赢的感觉。

实际上，李世民打的三大战役非常复杂，也非常精彩，否则就配不上“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”的评价。

下面，我尽量用简洁的文字和地图，复盘李世民的三大战役。

619年11月，李世民带三万兵马经龙门关进入山西，屯驻在柏壁。

但李渊不是一个优秀的后勤部长，派李世民出征却没有准备粮食，导致李世民到柏壁以后便“军中乏食”，而刘武周和宋金刚在山西坚壁清野，城乡之间一粒粮食都没有。

李世民百战百胜的最关键因素，便是和敌人拼粮食消耗，没有粮食，李世民是不可能打胜仗的。

于是李世民发出秦王令，让山西人民知道这次是秦王李世民领兵，支持大唐的就来归附。

两年前李渊沿汾河攻取长安，李世民一路血战，给山西人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现在听说李世民回来了，立即和李世民联合起来，“自远即近，至者日多，后渐收其粮食，军食以充。”

这就是亲自上阵打天下带来的威望，如果是其他人来，山西人民认识你是谁啊？即便给你粮食，你能保证打赢吗？

但李世民的战绩和威望，给了山西人民信心。

有了粮食，李世民便有了底气，屯驻在柏壁和宋金刚对峙。但大军对峙的同时，李世民也没有闲着，可以说，大军对峙之外的一系列动作，才是李世民克敌制胜的关键。

首先，李世民经常亲自带起兵侦察敌营。

这种事很危险，有次遭遇敌军，侦察骑兵都跑了，李世民身边只有一个骑兵跟随。到了夜晚，两人太累了，在一座山头上给睡着了。

山西的冬天，夜晚有零下十几度，还是在冷风呼啸的山头上，可想而知李世民疲惫到什么程度。

等他们醒来以后，骑马回营，结果敌军就在附近，如果换其他人的话，差不多就交代在这里了。幸亏李世民箭术高超，用大羽箭射中敌将，才起到擒贼先擒王的效果，逼退敌军顺利回营。

教员说过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。

李世民通过无数次的侦察敌营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，敌我双方态势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一幅地图，随时可以精准判断敌军的动向，以及唐军该如何应对。

在历次战争中，李世民经常预判敌军的预判，根本原因就在这里。

其次，李世民在柏壁之外开辟第二战场。

尉迟敬德、寻相在夏县击败永安王李孝基，准备回师，李世民得到消息，派殷开山和秦叔宝到闻喜南部的美良川截击，有准备打没准备，一战斩首两千余级。

被李世民拿了一血，尉迟敬德和寻相准备联合隋将王行本，驻扎在蒲州，断李世民的退路。

李世民能吃这个亏？

于是李世民放下大军，亲自带着三千骑兵奔向安邑，“大破之，悉俘其众，复归柏壁”，尉迟敬德和寻相仅以身免。

至此，宋金刚南侵的势头被彻底遏制，李世民终于稳固了唐军的阵线。

而在北线战场，行军总管张纶在汾州击败刘武周，然后和李仲文会师攻克石州，牢牢控制着晋西地区，做为偏师策应李世民。

这样一来，北线的张纶和李仲文，便和南线的李世民一起，形成南北夹击宋金刚的战略态势。

李世民是特别有战略定力的人，说打持久战就打持久战，任凭麾下的将领说什么都不为所动。两支军队在柏壁对峙了五个月，620年4月，宋金刚军中没粮食了，开始北撤。

听闻宋金刚撤退，李世民动了，接下来就是一番雷霆闪电般的攻击。

李世民指挥三万大军在霍邑追上寻相，“大破之，一昼夜行二百余里，战数十合”，在介休西南的雀鼠谷追上宋金刚，“一日八战，皆破之，俘斩数万人。”随后宋金刚逃往介休，李世民继续追，两军在城外摆开阵势。

李世民又亲自侦察了一番，想办法绕到宋金刚军阵的背后，攻其不备，斩首三千余级，此战结束，李世民招降了尉迟敬德。

柏壁之战打到这里，宋金刚完败，李世民完胜。五个月的枯燥对峙，只为半个月的精彩绽放。

而刘武周听闻宋金刚战败，不敢在山西停留，带着亲信投奔突厥，于是“武周所得州县皆入于唐。”

李世民赢的干净利落，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，他就像一个绝世剑客，不动则已，动则一剑封喉。

秦王风采，千载之下，令人神往。

四、

620年5月，李世民回长安，但王世充和窦建德堵在家门口，李世民根本没时间休息，7月就被李渊派出去打王世充。

李世民即将开启“一战擒两王”的高光时刻。

我们在前文梳理了“柏壁之战”的过程，大家都明白了李世民的作战风格，所以这次打王世充，也不是从长安直接A到洛阳，而是在洛阳周边地区，展开了宏大的军事部署。

7月，李世民到了洛阳西面70里的新安，站稳阵脚以后，做出这样几项部署：

李世民屯驻北邙和王世充对峙。行军总管史万宝自福昌县攻伊阙龙门关。将军刘德威出太行山攻河内县。黄君汉攻孟津东部的回洛城。王君廓攻巩县北部的洛口，截断运河粮道，随后攻克轩辕关，东巡管城。

在五路大军的围攻下，洛阳和外界的联系基本断绝，成为一座孤城。唐军在河南大地上纵横穿插，给王世充册封的官员造成一种强烈印象——

王世充要完蛋了，我们赶紧想办法保命吧。

王世充在河南本来就不得人心，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世充每听朝，殷勤诲谕，言辞重复，千端万绪，侍卫之人不胜倦弊。百司奏事，疲于听受。”

意思是，王世充不善于抓主要矛盾，处理军政事务的时候没有头绪，而且说话絮絮叨叨，看起来很勤奋，其实是用战术上的努力掩盖战略上的无能。

所以河南地区的官员也看出来了，这人成不了大气候，之前秦叔宝和程知节就是临阵脱离王世充，转身投奔唐军的。

让人嫌弃到这个程度，王世充的统治根基，可以说是非常不稳固的。于是在李世民的打击下，王世充麾下的州县纷纷归附大唐：

洧州刺史崔枢和长史张公谨以扶沟、鄢陵二县降。邓州土豪杀王世充的刺史来降。显州总管田瓒来降。濮州刺史杜才干来降。王世充许、亳等十一州请降。尉州刺史时德睿以杞、夏、陈、随、许、颍、尉州来降。

总的来说，李世民东征王世充，战略上打的是政治仗，战术上才是军事仗。

经过半年的纵横穿插和招降纳叛，洛阳城被李世民打造成铁笼子，里面圈着猛兽王世充，但这只猛兽并不老实，李世民准备给铁笼子装一把锁。

621年春，王世充率两万步骑冲出洛阳方诸门，想做困兽之斗，李世民登上魏宣武陵观察战场，迅速做出判断：

“贼势窘矣，悉众而出侥幸一战，今日破之，后不敢复出矣。”

说完，李世民命令屈突通带五千步兵做偏师，渡河和王世充正面作战，自己带着重装骑兵玄甲军直冲敌阵，一路从阵前杀到阵后。

玄甲军是李世民亲自选出来的精锐骑兵，每个人都穿皂衣玄甲，远远望去犹如人形铁塔，普通弓箭根本射不穿甲胄，防御力非常好。每次作战李世民都亲自做先锋，史称“所向无不催破，敌人畏之。”

面对李世民的凶悍打法，王世充也表现出顽强的作战意志，突围部队被冲散四次，又汇合四次，始终坚守在洛阳城外。

这不仅是军队战斗力的较量，更是两军主帅作战意志的较量，王世充只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坚持，才能改变战争的方向。

可惜，王世充的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一样，迅猛却不持久。

两军从清晨打到中午，王世充的作战意志让李世民彻底打崩，放弃突围的打算，指挥部队退回洛阳，而李世民乘胜追击，斩俘七千余人，彻底包围洛阳，把王世充关进铁笼子里。

至此，不论是战略上的政治仗，还是战术上的军事仗，王世充都一败涂地，李世民只要耗着，就能消灭王世充，得到河南地区。

五、

但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两件差点改变历史走向的事。

第一件是退兵事件。

虽然唐军包围了洛阳城，但洛阳是隋炀帝杨广苦心营造的东都，城市防御力很强，唐军“四面攻之，昼夜不息，旬余不克”，于是总管刘弘基等请求班师。

注意，请求班师的是刘弘基等人，在外线作战的是刘德威、王君廓等人。

刘弘基是雍州池阳人，在地理上属于关陇人士，同时也是太原起兵时的大将，在政治上属于大唐开国功臣。刘弘基多年来一直跟着李世民作战，早已升为任国公、右骁卫大将军。

位极人臣、富贵满堂，刘弘基等关陇开国功臣早已得到想要的利益，他们现在关心的是保护既得利益，不要死在洛阳城下。

而刘德威是徐州彭城人，跟随李密归唐，现在的爵位只是彭城县公。王君廓是并州群盗出身，投奔过李密，爵位上谷郡公。黄君汉是河南瓦岗军出身，跟随李密归唐，爵位东郡公。

他们是大唐的关东归附功臣，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政治地位，只有消灭王世充收取河南，他们回到长安以后，才能和刘弘基等关陇开国功臣平起平坐。

所以他们才冒着生命危险，在河南攻城略地。

这次退兵事件，本质上是关陇开国功臣和关东归附功臣的派系斗争、利益斗争。

更要命的是，坚持关中本位政策的李渊，也要求李世民退兵回长安，背后的意思很明显：

一方面是保护关陇开国功臣的利益，不和关东归附功臣分享利益，因为关陇开国功臣是李渊的基本盘。

另一方面是李世民已经完成最艰苦的任务，现在退回长安不会功高震主，剩下的收尾工作派其他宗王完成，延续之前的人事布局。

如果李世民服从安排，立即退回长安，后面包括“玄武门政变”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，他依然是开国功臣和宗王的一员，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来发动一场改朝换代的政变。

但历史的机遇摆在眼前，强悍如李世民，又怎么可能放弃呢？

他把“不动则已、动则必杀”的军事风格，运用到政治斗争上，在军中命令“敢言班师者斩”，同时派参谋军事封德彝回长安，和李渊谈论洛阳的军事形势，坚决要求打下洛阳再回长安。

对了，封德彝是河北人，隋炀帝杨广的旧臣，也追随过宇文化及，同样是关东归附功臣。

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，在封德彝和李世民的要求下，李渊也知道，让关东归附功臣把吃到嘴里的蛋糕再吐出去，是不可能的，便同意李世民继续围攻洛阳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

李世民通过和关东归附功臣结成利益共同体，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。

第二件就是窦建德来了。

早在李世民攻取洛阳外围的时候，王世充便向窦建德求救，虽然窦建德和王世充的关系不佳，但窦建德知道，河北和河南是唇亡齿寒的关系，一旦王世充灭了，自己也难以立足。

于是窦建德同意救援王世充，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窦建德的救援也不是平白无故献爱心，他有自己的谋划：

“夏击其外，郑攻其内，破唐必矣。唐师既退，徐观其变，若郑可取则取之，并二国之兵，乘唐师之老，天下可取也。”

窦建德准备和王世充内外夹攻李世民，等逼退李世民之后，再兼并王世充，整合河南河北的力量入关灭唐，一统天下。

实事求是的说，窦建德的战略规划没问题，但窦建德的部队成分有问题。

他带到河南的十万大军，根本不是纵横河北的嫡系老兵，而是新收服的山东军阀孟海公、徐圆朗的部队。

军队也好、执政团队也罢，要想密切合作需要长时间的磨合，达到将士信任主帅、主帅熟悉将士的程度，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。

王世充能在洛阳孤城保持战斗力，根本原因在于，王世充的部队是从淮楚带来的，经过数年征战，早已和王世充荣辱与共。

现在窦建德带着新收服的杂牌军到河南，必然出现两个问题：

第一是主帅和将士不信任，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。第二是只能打顺风仗，一旦出现逆风局，很容易出现草木皆兵的局面。

这才是窦建德最大的危机。

而消息灵通的李世民，发现了窦建德的弱点，面对再次提出退兵建议的关陇人士，李世民坚决拒绝，并做出自己的判断：

“吾据虎牢，遏其咽喉，彼若冒险争锋，破之甚易。”

早在窦建德南下之前，李世民便命王君廓夺取虎牢关。现在虎牢关成了窦建德的必经之路，李世民控制虎牢关，便掌握了针对窦建德的战争主动权，立于不败之地。

于是李世民把大军交给李元吉，让他带着屈突通等人继续包围洛阳，自己带着3500骑兵奔赴虎牢关。

战事果然和李世民预料的一样，“窦建德迫于虎牢不得进，留屯累月，数战不利，将士思归”，失去战争主动权的窦建德，在李世民的逼迫下，内部危机即将爆发。

但命运的天平又向窦建德倾斜了一下，621年4月凌敬向窦建德提议：

“大王悉兵济河，攻取怀州、河阳，使重将守之，更鸣鼓建旗，踰太行入上党、徇汾晋、趣蒲津。”

凌敬建议窦建德，既然李世民已经拿到河南战场的主动权，我们与其硬碰硬，不如离开河南夺取晋南，拿到三方会战的主动权，威胁关中逼李世民退兵，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。

从事后来看，这是窦建德的最优解，如果窦建德采纳了凌敬的建议，中国历史可能会改写。

但，窦建德拒绝了凌敬。

窦建德的原话是：“郑亡在旦夕，吾乃舍之而去，是畏敌而弃信也。不可。”

畏敌和弃信是这句话的两个关键词，我觉得，“不愿弃信”是窦建德拒绝凌敬的关键因素。

《旧唐书》里记载：窦建德“少时颇以然诺为事”，即重信义，在河北起兵以后不乱杀人，以“信义”团结群众，可以说信义是窦建德打天下的合法性，也是窦建德的路径依赖。

所以听到凌敬的建议，他本能的选择了按救援合同办事，不做违背信义的事。

窦建德的命运就此注定。

既然窦建德因路径依赖做出错误选择，那李世民就不客气了。

621年5月，军事间谍向李世民汇报：“窦建德准备趁唐军草料用完，外出放牧的时候偷袭虎牢关。”

战马没有草料，相当于坦克没油，起码损失一大半的战斗力。

李世民将计就计，在大河以北放了千余匹马，窦建德以为唐军没有草料，便率十万大军倾巢出动。

李世民和窦建德结阵对峙到中午，等窦建德的部队士气衰竭，李世民亲自带着骑兵冲阵，“卷旌而入，出其阵后，张唐旗帜，建德将士见之大溃。”

也就是说，李世民雄踞虎牢掌握战争主动权，并抄掠窦建德的粮道，目的是逼窦建德入绝境，最后引诱窦建德决战，在李世民所向披靡的冲锋下，引爆窦建德部队的内部矛盾。

这才是3500骑兵击败十万大军的真相。

所以虎牢关之战，李世民不求歼灭窦建德的有生力量，只求击溃敌军俘虏窦建德。

李世民嘲讽窦建德：“我打王世充，关你何事？”窦建德心服口服：“我是来千里送人头的。”

虎牢关战事至此结束。

返回洛阳城下，李世民推出窦建德的囚车给王世充看，王世充瞬间没了指望，带着两千多名官员出城投降。

7月，李世民穿着黄金甲进入长安，身后是李元吉、李世绩等25名东征将领。10月，李渊以李世民功高盖世，专门设置天策上将封赏李世民，位在王公之上。

空前绝后的战功和封赏，让大唐进入新的历史阶段。

六、

李世民的三大战役破解了大唐的地缘危机，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大唐，挽救了李渊“宗王领兵”的军事路线。

但李世民的胜利，没有挽救李渊的政治布局。

大唐原本是宗王和功臣互相制衡，现在随着李神通和李元吉等人一败再败，导致李世民在宗王里一枝独秀。

而且李世民本来就是极有分量的开国功臣，现在重用关陇开国功臣、联合关东归附功臣打赢三大战役，于是李世民便成为宗王的代表、关陇开国功臣的代表、关东归附功臣的代表。

权力是自下而上的，有多少人支持，能代表多少人的利益，就有多大的权力。

当李世民集三大阵营代表于一身的时候，他就有了雄厚的权力基础，成为大唐事实上的第一号人物。

所以李渊说：“此儿久典兵在外，为书生所教，非复昔日子也。”

言外之意就是——

李世民的翅膀硬了，不再是唯李渊之命是从的儿子了，李渊再也不能让各方势力互相制衡，自己在太极宫垂拱而治了。

但李渊毕竟是开国皇帝，经历过三朝的老狐狸，他是政治野心的，所以李渊不甘心政治上的失败，还想再挽救一下。

622年冬天，李渊册封了26名郡王，以求壮大宗王的力量，并且认为李道宗有文韬武略，和曹魏的任城王曹彰特别像，便封李道宗为任城王。

这道任命折射出来的政治寓意，便是李渊想培养出能征善战的宗王，和曹彰一样做曹操的助手，以后有战事不必完全依赖李世民。

一句话，李渊要培养宗王削弱李世民。

在试图削弱李世民的同时，李渊还极力打压追随李世民的人。不论是宗王、关陇开国功臣或者关东归附功臣，只要追随过李世民，都是李渊排挤打压的对象。

比如平定洛阳以后，李世民觉得淮安王李神通功高，赏赐给李神通50顷田，李渊要夺过来赏给张婕妤的父亲。杜如晦在长安街上骑马出行，被尹德妃家的奴仆拖下来殴打一顿。

明明是李渊犯错在前，却反过来怒斥李世民：“我的圣旨不如你的秦王令管用吗？”

这些事往往被解释为李渊昏庸，但我觉得吧，李渊做这些“昏庸”的事，有着清晰的政治用意，即通过整治李世民旧部，宣示李渊的皇帝权威。

那李渊换个太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

反正江山要传给儿子，如果改立李世民为太子，那么三方势力的心就定了，李渊也可以通过李世民的支持，得到皇帝应有的权力。

这不是皆大欢喜？

李渊确实想过换太子，《资治通鉴》的原文是“世民功名日盛，上常有意以代建成，建成内不自安。”

但问题是，李渊是57岁的老年人了。

人老念旧，人老也更关心身后事。李渊进长安后，足足生了17个儿子、14个女儿，这些孩子能不能好好活着，是李渊必须考虑的问题。

于是李渊流露出换太子的意思，和太子李建成关系不错的后宫嫔妃们便说：

“皇太子仁孝，妾母子必能保全。秦王憎嫉妾等，陛下万岁后，妾母子无遗类矣。”

我们现在知道李世民是宽宏大量的人，但在李渊看来，经常在宴会上思念窦皇后的李世民，显然对这些小妈不太友善，把她们都托付给李世民，实在不保险。

倒是李建成和后宫关系不错，可以保全小妈和弟妹们。

于是李渊“由是无易太子意，待世民浸疏，而建成、元吉日亲矣。”

在这件事情上，李渊和刘邦面临同样的困境。

但刘邦是亲自打天下的开国皇帝，吕后家族又是“佐高祖定天下”的顶级功臣，所以刘邦可以轻松做出选择，让功臣和外戚辅佐刘盈，自己在世的时候也能掌握大权。

至于戚夫人和刘如意，牺牲就牺牲了。

而李渊的政治布局崩盘，依赖李世民得天下，他想保持开国皇帝的权力，又要保证后妃和幼子的性命，只能联合李建成等宗王、裴寂等关陇开国功臣，打压李世民和以李世民为首的关东归附功臣。

这就是李渊的尴尬之处，他能做的选择很有限。

大唐政局走到这里就很明显了。

关陇开国功臣和宗王只要保证既得利益，李渊还是李世民做皇帝无所谓，关东归附功臣和秦府旧臣迫切希望换皇帝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这里面核心矛盾是李渊、李建成两人的去留，而最有动机决定两人去留的，是秦府旧臣和关东归附功臣。

就这么简单。

天下是李世民打下来的，大唐是李世民挽救的，李世民想做皇帝是天经地义的。

但做皇帝也要讲基本法，李世民想等李渊或者李建成先发起进攻，自己被迫应战，这样便可以获得大义名分，对三方势力和历史定位，都有妥善的交待。

不过随着李渊的步步紧逼，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这群秦府旧臣和关东归附功臣等不及了，担心再拖下去性命不保。

李世民被他们推着向前走，玄武门政变便不可避免。

他派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，车骑将军张亮带着财宝，到洛阳结纳豪杰，以备长安政变不成功，到洛阳纠集旧部反攻长安。

温大雅是太原人，祖上跟随曹操起家，西晋年间和博陵崔氏、太原王氏、皇族司马氏联姻，号称望族。温大雅的父亲温君悠是北齐官员，所以太原温氏在政治光谱上属于关东士族。

张亮是郑州荥阳人，瓦岗军出身。

在长安城里动手的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旧部。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，祖辈在北齐做官。高士廉是渤海蓨县人，北齐皇族。张公谨是魏州繁水人，王世充旧部。程知节是济州东阿人，瓦岗出身。秦叔宝是齐州历城人，瓦岗出身。

以上这些人，政治光谱上统统是关东归附功臣。

而杜如晦、侯君集、长孙无忌出身于关陇贵族，但他们都是秦府旧臣，和李世民是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。

626年6月，这两拨人做为主力军，推着李世民用不到一天的时间，完成一场流了一丢丢血的政变。

失去权力基础一心搞制衡的李渊、被李渊推出来做盾牌的李建成和李元吉，成为政变唯一的牺牲品。

关陇开国功臣和宗王们保持中立，政变成功后迅速站队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李世民。

8月，李渊传位给李世民，而在此之前，得到“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”大权的李世民，已经封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、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、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、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、侯君集为左卫将军、段志玄为骁卫将军。

这批武将任命名单，包括了关陇开国功臣和关东归附功臣。

房玄龄做了中书令、长孙无忌做吏部尚书、杜如晦做兵部尚书、高士廉做侍中、萧瑀和封德彝分别出任尚书省左右仆射、温大雅升吏部尚书并封黎国公、陈叔达和裴寂留任宰相。

这份文官任命名单，也包括关陇开国功臣和关东归附功臣，并且有江南士族的代表萧瑀和陈叔达。

李氏宗王和其他大唐官员一概不动。

至此，关陇开国功臣和宗王保证了既有利益的延续，关东归附功臣兑现了三大战役血战换来的利益，李世民顺天应人做了天下之主。

最关键的是，大唐朝堂不仅换了皇帝，也改变了成分。

魏晋以来四百年乱世，将中国人分为关陇、关东、江南三个明显带有地域特征的群体，代表这三个群体利益的士族和豪杰，在中国大地上展开惨烈的厮杀。

曾经统一中国的隋朝，没有消弭三个群体的裂痕，反而随着隋炀帝杨广东征高丽，再次分道扬镳。

李渊坚持关中本位政策，重用宗王和关陇开国功臣，陈叔达和萧瑀因为私人关系得到重用，也能代表江南人的利益，但总体来说，由于李渊和李世民的斗争，李渊并没有处理好三个群体的关系。

直到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以后，团结了关陇和江南的开国功臣，提拔了关东的归附功臣，稳住李氏宗王，真正实现了宗王、关陇、关东、江南的大团结。

所以玄武门政变不是弑兄逼父的惨剧，而是李世民通过微小的代价，召开了一场团结的大会、胜利的大会、继往开来的大会。

李世民做为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最后一位英雄，通过玄武门政变，给魏晋南北朝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从此以后，乱世争雄化作历史云烟，大唐盛世成为中国不朽的丰碑。

历史转折中的李世民，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。

至于李世民是如何做到的，白居易已经说的很清楚了：

太宗十八举义兵，白旄黄钺定两京。擒充戮窦四海清，二十有四功业成。二十有九即帝位，三十有五致太平。功成理定何神速，速在推心置人腹。

冲锋陷阵、再造大唐、削灭群雄、收拢人心怎么用杠杆证券，李世民成功的秘密都在这首诗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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